张澜人才观及其实践---张澜网(张澜纪念馆)

张澜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他对人才问题不乏精辟之论。张澜先生心目中的人才是具有“实际的知识，专门的技能，前进的毅力”和“革命的理论”的人，即“品学兼优”“威德智能”兼备者。此外，鉴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腐败，世风颓靡，人心败坏，张澜先生还特别强调人才应具备理想的人格。他在《说仁·说义》中认为：“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他毕生以“自爱、自修、自尊、自强，力戒自欺欺人”自勉，他的《七十六岁自勉集语》，更是这一人才观点的充分反映。
张澜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变乱之时，尤资干济之士”。1939年2月，在他向国民参政会提交的《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中，对人才的地位作用作了充分估计：“古语云，为政在于得人心，盖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历史皆然。况在抗战救亡之今日……”认为当时社会之所以“万事渐呈堕废之象”“皆由为政之不得人”。人才关系国家治乱，更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关键。
张澜先生吸取了中国古代人才思想中“唯才是举”的精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特别强调：
1. 不分畛域党派
早在本世纪初年，张澜先生就已提出了“勿问其新旧，区其省籍”的选人观点。1925年，张澜受聘为成都大学校长。其治校，仿效蔡元培办北大，兼收并蓄，响亮地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观点。凡学有专长者，他皆乐于聘用。不数年，海内外学成归国及本省耆宿之任讲席者，至七八十人；前后还聘请外籍教师二十多人。当时，延聘到成大任教的学者名流中，有信仰三民主义的，也有信仰共产主义的，还有国家主义派的著名人物。对此，张澜的态度是，不管哪党哪派，只要他在学术上确有地位，就一律欢迎。他在成大特设“聘任委员会”，不仅教师，学校的行管人员也要择优聘用。当时的成大“隐然为西南人文之所萃聚”，与张澜先生以这种不分畛域党派的选人观点治校是分不开的。
2. 不避贫贱疏远
张澜先生总结封建时代选人唯亲、唯贵，造成“国家多乱”“天下之民咸受其害”的历史教训，在《墨子贵义》中表述了自己选人不避贫贱疏远的观点：“墨子之尚贤，盖不为封建社会富贵贫贱亲疏远近的等差所拘限，而是以平等视人；尤特别注意从事生产，而又历来遭受压迫的工农劳动大众。”
3. 反对请托说项张澜一生先后领导或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反袁护国战争、抗日民主运动和解放初期的政治经济斗争，曾担任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副会长、南充中学校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和中国民盟主席。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其地位声望都很高。唯其如此，不少亲朋故旧及侄辈试图利用这一点求得一官半职。对此，张澜一概表示爱莫能助。对晚辈后学，他总是耐心地晓之以理，殷切地希望他们：应该当此社会大变革之机，保持蓬蓬勃勃的气象，建立劳动的观点，向工农看齐，刻苦锻炼，将自己造成完全的新人。“‘属望于人情的推荐，即是失策’。”对自己的两个女儿刻苦学习，“已完全成为新人”，深感欣慰。
三在用人方面，张澜先生主张以“才不才衡任用之大公”。
1. 合理使用，用得其位张澜认为人才具有多样性与层次性的特点，因而强调人才使用应合理，用之得其所、得其位。“设官分职，原有专司”，分职不一，对人才规格的要求亦异，抗战时期，张澜为争取集中全国英才奔走呼号，其中就特别强调人才的合理使用。在《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中，张澜对从中央到地方“今日政治上所需之人才”作了详细论述并分别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 广纳忠言，不厌闻过这是对用人者的要求。张澜先生认为，这一点对“中央大员”“主持一省政治之人”特别重要。1940年底，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著名人口理论家马寅初因指陈时政弊失、反对蒋介石独裁而被捕。张澜在营救马寅初时，十分尖锐地指出：今日抗战已到最紧要关头，政府应改善政治，“励直言而裨国政”，以达于最后胜利；认为只有“广纳忠言，不厌闻过”，才可以求“措施之咸宜”。他希望“凡有忠直利国之言，政府应虚怀采纳，即有不合，亦应大度涵容，不宜辄加严谴致绝忠谏之路”。
3. 集中而用，反对专制独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抗战爆发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有感于此，张澜先生拒绝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拉拢与利诱，坚决反对一党专制、个人独裁，主张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进而提出人才应“集中而用之”的政治主张。1939年，张澜在《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中就指出：“方今人才并非缺乏，要在能集中而用之……”随后，他在一届、二届国民参政会的谈话和提案中，也一再讲在人才的选用问题上必须广揽全国人才，拯救国家与民族于危急关头，认为人才应集中而用，“尤以战时如然”；希望国民党“大公无私，不存党派之见”“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
4. 爱惜人才，尊重人才为营救马寅初的努力，是张澜爱惜人才的最好说明。其实，不论什么时候，学界、政界的志士仁人遭难，张澜总是为之奔走救难；对惨遭不幸者，总是致电函悼念问候。1940年，国民党一手制造了昆明“李闻血案”。张澜先生致函慰问，亲挽二公：“昆池为热血流积，所悲国家人才连遭毒手；历史是鲜血造成，要争政治民主岂惮杀身。”作哀词：“惨案可悲，人才当惜！”而且还专函蒋介石“切致责问”：“倡导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
张澜一生不仅爱才、惜才，而且极其尊重人才。他办成大，凡有真才实学者都欢迎，无论是中共的杨伯恺，还是国民党的熊晓岩、张铮、黄季陆和国家主义派的李璜、陈启天，他都极其尊重。
吴虞是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齐名的反孔健将，四川地区站在打倒孔家店并与顽固分子交锋对垒的第一人。吴虞回蓉，有守旧人士诬其不忠不孝。张澜不仅大胆聘用了吴虞，且还为其辩诬，说：“吴虞思想进步，是反孔英雄，学识丰富，是个人才，咋不该聘！”再如古诗文家林山腴、《婉容词》作者吴芳吉、留德数学博士魏时珍、留法理学博士周太玄等被延聘至成大后，受到张澜的爱惜、尊重，都能尽其所长。这些做法使成大在教学与学术上均蜚声省内外。张澜毕生以教育、和平民主事业为主，也曾做过一方之长。他的选用人才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精华，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和民主性、人民性，在今天仍颇具积极的社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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