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国际战场节节好转，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美军在太平洋逐岛反攻，中国抗战熬过最艰难阶段。然而国内政治气氛反而骤然紧张，国共关系绷到危险临界点。蒋介石3月出版《中国之命运》，将八路军、新四军斥为“新式军阀”、根据地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解决共产党；五六月间胡宗南调集几十万大军围困陕甘宁边区，第三次反共高潮一触即发。
在此背景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挺身而出。他油印提案分发给各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以示抗议，并致书蒋介石。信中以第三者身份替蒋算账：国际战事好转而国内政治“忧危未已”，病根在“人才未能集中、民意未能伸展、党争未能消弭”，根源是不民主。他指出国共各有主义、区域、军队，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彻底实行政治民主、军队国家化专用于国防才有出路；若只做民主样子不践民主之实，将“内不见信于国人，外不见重于盟邦”。
张澜敢直言进谏，源于其深厚资历——清末秀才、辛亥保路运动领导人、民国初年四川省长，在西南学界政界威望极高。民盟1941年成立后以国共之外第三者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调停国共争端正是其自认分内之事。当时全国宪政呼声高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迫于压力于9月许诺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张澜于9月18日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专在“真正”二字上做文章，挑明一党专政实质，蒋介石读后大怒并列为禁书。参政会期间张澜又当面斥责蒋对国事毫无诚意，要求立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并提出“必须实行民主，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废除言论、思想、出版的统治与检查”等主张。
这些信和文章虽非立竿见影，但确实起了作用：反内战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三次反共高潮最终被压了下去。张澜等人推动的民主宪政运动，使结束训政的呼声从知识界扩散至全社会，为1944年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铺了路。这封信正发生在国共剑拔弩张、宪政呼声高涨、中间力量开始以独立姿态发声的历史当口，是理解1943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关键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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