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桂乡在嘉陵江西岸的丘陵里，田埂窄，炊烟慢，任乃强出生时，家里已经不算宽裕。他一八九四年生在这里，字筱庄，小时候并不显山露水，只是肯看书，尤其喜欢翻史地一类东西。乡下的孩子懂什么叫沿革、什么叫疆域呢，无非是看地图发呆，看山形水势出神；可一个人少年时心里装下一方山水，后来往往就放不下了。
他早年在南充读小学，后来得张澜、卢子鹤几位师长资助，一九一五年到北京，进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学的是农业经济地理。北京比双桂大得多，街市、学堂、报纸、集会，一样一样撞进眼里。五四运动那年，他在前门外演讲，被军阀政府捉去过，经各方声援才放出来，仍旧回学校读完。农学本是为桑麻田亩用的，他却从土壤、气候、河道一路看到省郡、边徼、民族，书本和实际慢慢连成一条线。一九二〇年毕业，短时间在《晨报》做事，看的是世事，写的是人事。

一九二一年他跟张澜回南充，办实业、办中学，当实业局长，也管教务。南充那时候想求一点新气象，张澜搞地方自治，他便把上海、南通、无锡那一套实业教育搬回来，提倡蚕桑、桐油，开农蚕班、师范班，又自编乡土史地教材，给学生讲巴蜀的山川和往事。他还办《实业半月刊》，自己写、自己编，前后一百多期，说的无非是家乡该怎样种地、怎样修路、怎样少些陈规陋习。后来又修《新修南充县志》，他分管境域、沿革、山系、水系、城邑、古迹和农业，走遍乡镇，看土质，查桥梁，记寺庙，不靠旧文人坐书房杜撰。一个地方的真面目，总要有人弯下腰去量，才不至于只剩牌坊和空话。真正改变他一生的，是一九二九年前后走进川边。受胡子昂之邀，也因自己本就对边地史地有兴趣，他到康定、泸定、丹巴、道孚、甘孜、理塘一带去，步行几千里，住藏家，问土司，记寺院，画路线。内地谈起“西康”，多停在遥远、荒僻几个字上；他下去以后才知道，遥远里头有人烟，荒僻里头有制度、有信仰、有买卖、有婚姻、有世代相传的歌。后来写《西康图经》，分境域、地文、民俗，又作《康藏史地大纲》《西康札记》，还和藏族学者、家人一道整理材料，把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介绍给更多汉地读者。当时的康藏地图，有的太简，有的有误，外国人所绘又常夹私意，他便自己校、自己绘，后来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及西康各县分图，务求可查、可用。这类笨功夫，不热闹，却把一个常常被误读的地区，一点点放回它本来的位置上。

他在重庆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都教过书，也做过西康通志馆筹备的事，组织康藏研究社，出《康藏研究月刊》。抗战前后，学人南渡西迁，边地研究反而显得要紧：不只是为着学问，也是为着国家知道自己有多少山、多少路、多少族、多少界。他三次、四次入康，看土司谱系，看喇嘛教与政事的关系，看农区牧场怎样过冬；回到书斋，又用常璩《华阳国志》对着巴蜀山水一寸寸校。别人觉得方志枯燥，他却以为一州一县的名字变迁，背后都是人搬来搬去、血汗换冷暖的故事。后来花近四十年成《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百五十万言，补图、考地、正误，不只校一部古书，是把西南上古到东晋的人情地理重新理顺。人生不全是顺风。一九五七年他被判为右派，年纪已经不轻，仍不肯丢笔，作农业区划，作州县沿革图，作四川历史地图；后来冤案平反，又接着写羌族源流、四川上古史、地名考释，甚至以章回体写张献忠。困难年里，他回双桂，依山筑岩洞而居，外面闹，他里面静。乡人未必知道这位老人写了多少字，只看见他仍旧早起、仍旧翻书、仍旧在油灯下画线画界。等到九十岁上下，还回南充给修志的人讲课，三个多小时不歇。这种老法子，不惊人不时髦，可史地之学本就不是凑热闹的买卖。一九五〇年前后，他向解放军介绍康藏情形、提供进藏路线图，早年的踏勘这时成了安边之用；晚年又受聘做黄金开采顾问，把康藏高原采金的老经验重新条理化。学问若只锁在书架里，也不过是自娱；能从乡土走到边陲，再从边陲回头济世，才算没辜负少年时那张地图。一九八九年他逝于成都，九十六岁，双桂乡那个看山看水的孩子，最后把一生走成了从嘉陵江到折多山、从县志到藏地、从农桑到古今沿革的一条长路。后人提任乃强，常说他开康藏研究先河，或者说他校《华阳国志》有功。其实更动人的，是那种慢而执的活法：不喊口号，不摆架子，哪里不懂就走去、住下、记下；哪里旧说错了就翻材料、对地形、改过来。双桂的田不会记得他，西康的雪也不会说话，可县志里几篇物产山水、康藏图上几条入藏路线、西南史地中许多被正过来的名字，都还留着一个南充后生的耐心。乱世求存，盛世求知，人过完了，案头灯火却还照着后来人查路查史。

点击链接进入;南之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