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营山骆市乡下，田埂弯弯，杨家坝的屋舍傍水而居。清末年间，杨伯恺便生在这里。他原名杨洵，字道融，少时家不算宽裕，却肯读书。顺庆联中毕业以后，他到上海，又进北京法文专修班，心里装的不只是识字作文，而是外洋有什么道理，中国为什么总在苦难里打转。一九一九年，他经吴玉章接引，赴法国勤工俭学。异国的工厂、课堂、街巷，使他渐渐明白：要救乡里人，不能只靠个人发愤，得把受苦的人拢到一处，讲清谁养活谁、谁压着谁。旅欧年间，他与赵世炎、李富春等革命者往来，一九二二年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一生的安稳都交了出去。

回国是一九二五年春。上海的反帝声浪正急，他不肯坐在书斋里。不多时，党调他入川，帮吴玉章办重庆中法大学。学校不在热闹场面上做文章，教务、训育、讲课，他都亲手理。历史怎么讲，社会怎么变，劳工和乡农为什么穷，他对学生不藏不瞒。中法大学后来成了四川革命干部的苗圃，任白戈、范长江一班青年，都在那样的灯光下听过他说话。 一九二六年重庆地委成立，他做教育委员，管学运、管思想，也常把学生派到工农中去。可他心里总记着骆市：外头喊得再响，若家乡的泥腿子不识字、不知大体，革命仍是飘着的。

那年寒假，他回营山。杨家坝、骆市一带，他找可靠青年，筹中共营山支部；又在鳌鱼嘴办平民学校、农民夜校。白天孩子念书，夜里成人点着火把来，识几个字，学算盘，也听他讲世道。他不愿把课本写得太文，编些顺口的话，说春种夏忙、交租纳粮，说东家凉亭摇扇、长工泥里弯腰。乡人听惯了戏文式的苦情，忽然听见用自己的日子讲自己的苦，便都沉默，继而发问。夜校出来的人，成立营山第一个农会，骆市、小蓬一带先动，随后区乡农会渐次铺开，万把人有了自己的组织。豪绅自然恨，骂他读书人搅乱乡规，他只说：不是搅乱，是让大家明白账该怎么算。

重庆的事没有让他安稳多久。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地委在打枪坝开反帝大会，军阀动手，死伤千数人，杨伯恺头部受伤，血糊了衣领，被人搀出。他到汉口向中央报告重庆惨状，又列席中共五大。革命从高潮跌入血泊，许多人散了、退了，他不肯散。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同任白戈、沙汀到上海，办辛垦书店，做经理，也做译者。荷尔巴赫、赫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一脉的西欧唯物论，他一本本从法文移成中文；另办《二十世纪》，写文章讲马克思主义。那几年上海租界灯红酒绿，他案头只有稿纸和字典。朋友说太苦，他说译书也是打仗，把道理翻过来，后生少走弯路。

抗战起来，他回四川，不做张扬的官，只在文教界、川军上层做统战。太原、山西一带先去见邓锡侯等出川将领，把中共对时局的主张说透；回成都又在协进中学管教务，引导学生读进步书刊，鼓励青年去延安。一九四〇年后给《华西日报》写社论，一九四二年做主笔，几年数百篇。他写抗战、写民主、写物价、写征敛，也写国事何以不能总由几个人关起门定。有人劝他笔锋收一收，免得惹祸，他答得很硬：文章就是我的武器，磨光了还有什么用。报纸一九四五年被封，他转民盟，又办《民众日报》，张澜挂社长，周恩来题“民主先锋”；报短命，两月余又停。再后来《青年园地》《时代文稿》，换名字不换心思。

这样的人，特务自然盯上。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晨，成都的军警抄他的住处，把他送进将军衙门特委会看守所。狱里审他，要他交民盟组织，要他写悔过；他说绝不写一个字，枪毙也不写。人劝他办个软手续先出来，他掀了桌子，说放不放由你，我不求。可对同一牢里的年轻人，他又极柔。家里送肉、蛋、奶粉、糖果进来，他分给大家，病号再拨一份；自己留一点，也常让给体弱的后生。夜里他讲马列、讲时势，说坐牢不算丢人，干革命进了狱，是光荣。两年零七个月，铁窗没有把他磨圆，倒把他的安静磨得更硬。

一九四九年冬，解放军向西南推进，成都城外已能听见历史的转身。十二桥边，十二月七日夜，他和同狱三十余人被带出，活埋于通惠门外。他喊“共产党万岁”，声不大，却把寒夜划开一道口子。二十天后成都解放，骆市那边的人起初只听说“杨先生没了”，后来在陵园里立衣冠冢，清明、五四，总有学生站着不说话。一个人从杨家坝的夜校走到重庆的讲台，从上海的字纸走到成都的牢房，中间没有传奇，只有不肯把良心打折的执拗。乡下的火把早熄了，可他编过的那些白话、写过的那些社论、在狱里分出去的半碗糖，仍像冬天的炭，不亮在表面，却让人手心一直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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