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园是统战工作的特殊大舞台

1938年，我第一次到特园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非常适合作为中共与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的场所。

——周恩来

南方局在战时首都重庆，尤其在特园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佳话和难忘的故事。这里是周恩来、董必武亲自开辟的，南方局第一个以统战工作为核心任务的大舞台与俱乐部。时任《新华日报》记者的刘白羽称，特园“主人的大门向上层社会的民主人士敞开”（注：摘自《我在陪都重庆的经历》，《世纪》2002年第6期，作者刘白羽），南方局将其作为核心舞台，创造性贯彻执行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丰富统战理论方针政策，使统战的方针和政策深入各界上层，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在统一战线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南方局在渝成立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共中央撤销长江局。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秦邦宪、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等人为常委，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廖承志、邓颖超、刘晓、高文华等人为委员。南方局是中共中央派驻重庆的代表机关，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党组织。

南方局设置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设有西南工作委员会、南方工作委员会以及桂林、香港等地派出机构。国统区不许中共公开活动，南方局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活动，主要工作地点有红岩嘴13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以及虎头岩新华日报社。

董必武任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委员会下设军政组、党派组、社会组、妇女组、青年组、工人组、经济组，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文化知识界、民族工商界、开明绅士、少数民族、宗教界和华侨等各方人士广泛接触、密切交往，建立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合作关系。

（二）南方局选择特园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大批爱国志士、学界名流抵达重庆。彼时，国民党当局对中共活动限制十分严厉，密令重庆的公共场所如青年会、抗建堂、西南实业大厦、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地，不得租借给中共作为活动场所。为了打破限制僵局，争取各界支持，南方局迫切需要在重庆找到一个便于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方人士的公开阵地。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期间，周恩来向张澜表示，中共在西南地区开展活动有些困难，望其协助。国民参政会闭幕后，张澜回渝入住特园鲜宅，与园主鲜英商量此事，鲜英欣然同意支持。年底，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到达重庆后，董必武就先到特园商谈：“中共需要一个场所同社会各界商讨团结抗战，特园是最理想、适中、方便的地方。”鲜英表示“为了团结抗战，共赴国难，个人受到些许困扰，算不得什么。”（摘自《回首来时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作者鲜继平、徐在庸）

经董必武慎重举荐，南方局对鲜英及其公馆“特园”开始全方位考察，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认为此地具备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极佳条件：其一，特园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位于上清寺的嘉陵江畔，占地广阔七十余亩，亭台楼榭错落有致，雄踞山顶风光宜人，毗邻国民政府咫尺之遥，张澜、梁漱溟、冯玉祥、熊十力、许德珩等军政名流长期寓居特园，俨然家人一般。同时与曾家岩周公馆以及张治中、戴季陶、潘文华等政要宅邸相邻，方便各界代表人士聚会。

其二，鲜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人性情豪爽，仗义疏财，海纳百川，广交名士。各方名流贤达到此茶叙公宴川流不息，国民参政诸公奔走国是济济一堂，可谓笔端飓风，杯底惊澜。鲜英既是张澜任教顺庆府中学堂的得意门生，也是张澜担任川北宣慰使时护卫营支队长，历任川军参谋长、师长，重庆城防司令等要职，五四期间创办《新蜀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曾代表刘湘赠送红军20万银元，在重庆乃至四川军政界人脉资源深厚，现以川军元老名宿身份退隐，大家到特园拜访没有顾虑，当局也不敢骚扰。

1938年12月，在董必武陪同下，周恩来亲自到特园拜会主人。双方在抗日的问题上十分投契，鲜英坚决支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对周恩来的风度、才华及远见卓识极为佩服，深为他的诚挚与平易近人感动。

周恩来询问：“中共为与各界人士共赴国难，需要一个共商国是的场所。特园能否提供方便？”鲜英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有不欢迎之理！”周恩来又说：“先生和特园可能要承担风险，也会有许多麻烦。”鲜英慨然表示：“特生久有报国之志。今天周先生、董先生推心置腹申明大义，我是义无反顾，一句话：一愿意，二不怕！”周恩来感动不已：“特生先生忧国忧民，爱国情殷。”董必武高兴说道：“特生先生和我们是共纾国难，荣辱与共。”（摘自《鲜英传奇》，中华文化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作者鲜述文、隆准）

（三）南方局的俱乐部

俱乐部是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进行社交与文娱活动的固定场所。然而，周恩来却将特园巧妙变成南方局的“统战俱乐部”，广交天下豪杰，团结名流贤达，使得“俱乐部”嘉宾如云，高朋满座，议论风生。抗战时《新华日报》曾报道特园“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其他中共代表如林伯渠、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邓颖超、林彪等五十余人，频频出入特园共赴国难。张澜、黄炎培、梁漱溟、沈钧儒、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柳亚子、郭沫若、邹韬奋等民主人士逾百人，与张群、孙科、于右任、陈诚、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王昆仑等国民党政要五十余人常在此共商国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回忆“家父在重庆时，是特园的常客”，“我本人曾去特园探望父亲，正逢丰子恺先生来访问家父。那时特园贵客盈门，车水马龙的盛况，至今尤有印象。”（注：摘自梁培宽的私人信件，1987年12月12日，回复鲜英的五子鲜继坚女婿庄燕和）

抗战期间，通过谈话、讨论、座谈、讲演、会议等，南方局以各种形式在特园开展工作。鲜英的七女儿鲜继根1979年追忆往事，这是建国后首次完整描写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特园工作的情景：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不久中共邀国民党代表张群到特园谈判，周恩来义正词严质问张群：中央社为什么要造谣？为什么经常扣发《新华日报》的消息和文章？并在报社门前寻衅，殴打报贩？张群被质问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在谈判东北停战时，周恩来经常在特园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中共抗日的决心和主张，解释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原则……满堂记者聚精会神边听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