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培育英才的张澜先生
吕光光
使其度过难关，安心向学。这些曾受五四洗礼的学生，后来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少人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1920年8月，张澜因母丧，返四川原籍。中途，他对同行的学生任乃强分析时事，认为五四运动虽然全国响应，只算是把舆论掀起，启发了科学民主思想；人民没有权力，仍然无法救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已久，无可依靠。传闻上海已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按十月革命的道路设想，他认为不失为救国救民之道。他感到晏阳初、梁漱溟等提倡乡村建设，次第挽救民命，这种办法未尝不可取，但嫌太脆弱，太迂缓了。他与熊克武论四川自治时说：“不出三年，中国必将起政治革命之大变，此军阀官僚之政府与人民将来之战争也。”他觉得当时的地方自治较理想，借以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真诚的爱国力量有用武之地，可算得救国救民的捷径。因此，他回到南充，也将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带回家乡。他在南充创办《民治日报》，宣传民主思想；主张地方自治，实行司法独立，民选法官；开办地方自治讲习所，敦请吴玉章主讲人民权利的理论和马列主义经济学，发动地方人士兴办实业，运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1922年，他复任南充中学校长，要重振南充的教育事业。他对教育的主张与前大不相同了，要求教育要普及。他聘请五四运动四川学生会主席张秀熟、副主席袁诗荛来南充办学，并请他们介绍五四运动锻炼过的新教师任教，致使南充的许多学生向往革命。
张澜对南充中学，首先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学校除普通中学部外，新开办农、工、医、师范等职业班，附设农场、工厂、医院，供学生实习，强调学以致用。从学校的规模来看，实际上将一所普通中学办成类似综合大学。这些职业班都带有因地制宜性质：他从川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农则以蚕桑为主，工则以织造为主，医则以中医为主，以适应国计民生之所需，成为四川有职业教育之始。他号召学生“脱下长衫，放下斯文架子”，参加校内各项劳动。他发动学生走向社会，关心民间疾苦，下乡宣传民主政治，反对军阀的横征暴敛。当时，军阀派出税收官员，下乡滥收小农典当捐、食盐簸户捐，人民不堪剥削之苦；于是由学生罗瑞卿为首，带领其他学生下乡抗捐。学生们痛打税收官员，阻止征收不法捐税，军阀便要镇压学生。张澜怒斥军阀鱼肉人民，为学生撑腰，终于迫使军阀取消这些苛捐杂税，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保护了学生的安全。他倚重四川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后为中共四川重要领导人的张秀熟、袁诗荛等，全权主持南充中学的校务。南充民主学风鼎盛，吸引了川北各县青年前来就学，先后涌现出许多进步学生，不少人后来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如罗瑞卿、于江震、任白戈、贾子群、李泛山、陈同生等，他们都盛赞张澜的民主思想和进步精神对自己的重大影响。1925年成立的川北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大都是他的学生，并且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5年，张澜创办四川第一所正规大学——国立成都大学，任校长。他实行民主办校，用人唯才，人事公开，财务公开，教职员工和学生均可全面监督校务。学校聘任的教师和职员，由聘任委员会主持，采用投票方式决定，参加聘任委员会的校长本人也只有一票表决权：校内和校外人士，皆可向聘委会推荐人才。这就根本消除了当时由校长独裁，引用私人而滥竽充数的积弊。他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口号。除罗织四川各方面的笃学之士来校任教外，并派专人到省外各大城市聘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为学习外国的科学文化，他还先后聘请20多位外籍教授，在外语、物理等系任教。成大的经费很紧，他克勤克俭，量人为出，保证教师和职工的薪金按时发给，并较同类学校的待遇优厚。他为减轻学生的负担，甚至提议不收学生的学费，后来仅收学费每人5元，为当时全国收学费最低者。这就使全校师生同心同德，刻苦钻研蔚然成风，在学术领域中保证了偏处西南的成大达到当时国内正规大学的先进水平。
张澜学习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对学术思想实行“兼容并蓄”的方针，而且有所发展。他在成大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容许各种学派和不同政治观点“百家争鸣”。他允许信仰三民主义的健行社，信仰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信仰国家主义的“惕社”三个学生团体同时存在，使其各自在校内出刊物、开大会、宣传讲演。1927年3月中旬，上述三个学生团体分别举行全校规模的民主与科学的学术讨论会，他都出席听讲。他认为“社科社”邀请的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刘愿庵所讲的最为深刻，带头鼓掌，连声称赞。由于中共领导的社科社的学生思想进步，品学兼优，深受他的器重，不惜以自己的薪金，资助他们先后出版《野火》《定性分析》《科学思想》等杂志，以致该社发展最快、影响最大。校内的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书记李正恩、贾子群等，经常同他联系，关系极为密切；共产党员教授赖鸣珂、杨伯恺、刘绍禹等，受到他的倚重，致使成大成为西南地区的民主堡垒，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1927年，四川军阀王陵基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叫嚣“一个主义”，残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值此腥风血雨之际，张澜于同年7月24日在成大发布《校告》，公开强调：“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人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时事多非，群言易惑，诸生务悉斯旨，努力进修为要。”这对学生，是庄严的号召；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严正的抗议。为此，国民党骂他“宣传赤化”，说他是共产党，由四川军阀派一旅长带兵去搜查他的住宅，他却处之泰然。翌年2月16日，四川军阀向传义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和成大社科社学生6人在内的14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当天即予杀害。他营救不及，愤而辞去成大校长职，严词谴责军阀的暴行，终于制止了军阀对学生的扩大镇压。经成大师生恳切挽留和社会舆论极力敦促，他才复职，仍旧义无反顾，同学生们一道继续奋斗。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成都大学师生仍不畏强暴，奋斗不息。
这些奋斗，突出表现在1929年5月成大举行的校庆五周年活动方面。诸如《国立成都大学第五周年纪念大会宣言》写道：“总括一句：我们的将来，就是要努力于革命人才的培养，革命科学的发扬，革命文化的推广。”张澜在校庆的纪念文章《中国学生底出路》中指出：“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资商、豪绅后，……才能解决中国底社会危机”“用革命手段来对经济作制度底变更和数量底增进，是中国社会底出路，亦是中国学生底出路。”他在同年成大出版的《现代教育》杂志第一期上，发表《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一文，写道：“本来民主政治，在现在已经不是完美的政治了，然而在挂到17年共和招牌的中国，教育方面还是封建的，而没有好多民主气味。五四运动过后，教育本发生了一点新的萌芽，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可是到现在，这种新的萌芽都快要被复古浪潮所湮没了。”他明确主张：“我们千万应该发表精神独立的宣言，以实现学生的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而完成教育精神的民主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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